近日，日本DPI女性残疾人网通过采访调查获悉，有三分之一的女性残疾人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性侵害。而那些本是为他们提供服务和庇护的福利设施、医疗现场与家庭，正是性侵害频繁发生的地方。
40多岁的轻度智障女性清木对调查员说：“自己在去残疾人职业介绍所时，会遇到以搀扶自己、照顾自己为理由上下其手的男工作人员。尽管自己一再强调不需要照顾，但还是避免不了。”
50多岁的有视觉障碍的女性寺岛对调查员说：“姐夫经常会偷偷进入自己的房间，但是自己不能跟家人说，因为自己无法照顾自己，还得靠姐姐姐夫才能生活，不能破坏他们的家庭，也害怕被赶出去。”
还有许多女性残疾人在接受受访时反映，“在国立医院入院期间，给自己洗澡、换尿布的都是男性护士，尽管跟医院反映过，但情况得不到改善，在自己方便的时候，男性护士甚至连帘子都不给拉上。”“在盲人学校读书期间，学校组织过旅游活动，让十几个男女学生共住一个大房间。学校上体育课的时候，也不给预备更衣室，就让男女学生在教室里换衣服。自己读初高中时真的很讨厌体育课时间。”
由于日本有着独特的“耻”文化，导致很多日本女性在遭遇性犯罪后都选择了忍气吞声，不报案也不同其他人商量。据2011年《犯罪受害者白皮书》调查结果显示，在日本，有7.7%的女性曾遭遇过性犯罪。其中，有67.9%的女性不肯报案也不找其他人商量。在问及原因时，有46.2%的女性回答，因为“羞耻”。有22.0%的女性回答，因为“不愿意再想起”。有20.9%的女性回答，“只要自己够坚强，人生就能过下去”。
就连普通女性都要选择合着血泪吞，更何况是没有能力保护自己、照顾自己的女性残疾人群体。但这无疑助长了更多的性犯罪。而选择勇敢告发的，则要面临失业等困难。
家住兵库县的39岁女性森崎里美，从一出生就小脑麻痹，四肢有重度障碍。2007年，作为合同工的她，在公司组织的一次员工旅行中，被上司走进了房间，强行发生性行为。事后，森崎百般思量，决定提起诉讼。一审败诉后，二审被判公司无责任，但加害人要做出赔偿。在漫长的诉讼路上，还没等到诉讼结果出来，公司就以森崎上班日数不够为由，中止了雇佣合同。作为残疾人，想适应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不容易，何况她还是名单身母亲。身为受害者，她要付出的代价，竟是如此的巨大。
日本DPI女性残疾人网的两名调查员南云君江和米津知子表示，“日本内阁府正在推行的残疾人制度改革的一环，就是修改残疾人基本法。我们希望能在修改草案里加入保护女性残疾人的条款。政府在进行残疾人相关调查时，几乎从来不计算性别比例，或是说从一开始就故意不予以考虑，我们开展这个调查，就是希望能引起政府的注意，认识到女性残疾人是人，也是女人，请尽快填补法律漏洞吧。”
眼下的日本社会，还没有完全注意到女性残疾人所受到的差别待遇，性侵害等，也只有先让社会正视现状，才能改变现状。
